而在北歐、英美日等國設計產業已經十分發達的情況之下，正在迎頭趕上的中國設計，卻面對著“傳統”與“現代”語匯之間的斗爭。方興未艾的設計教育更是需要從頭開始，考慮自己真正的方向。

　　中國設計初級階段

　　走進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的展廳，眾多“設計周”周邊的展覽當中，“二十世紀中國平面設計文獻展”占據了最核心的位置和最大的展廳。文獻展按時期分為《國民·生活》、《人民·英雄》、《公民·時代》三部分，觀眾能夠瞬間穿越時光隧道，除了回到新中國成立前“月份牌”上的旖旎世界，也能回到改革開放開始之前的激情三十年。“1949年~1979年間創作的300多幅經典宣傳畫，規模基本上是空前的。”中央美術學院設計學院副院長、策展人許平介紹道。

　　20世紀上半葉，中國的工業設計和平面設計實際上已經悄悄起步，那時的很多廣告現在看來也不感覺過時，“牛奶棒冰”有肌膚白滑的女模特，仍然有著難言的性感魅力，這種語匯至今仍在各種廣告當中廣泛使用著。“但是中國后來就錯過了設計的黃金時代。”潘公凱這樣說。

　　“上個世紀40年代，是世界設計最黃金的年代。包豪斯全盛的時代，中國正在極度貧困和混亂的內戰當中。二戰結束后也沒有開始經濟建設。到80年代推行對外開放、市場經濟之前，計劃經濟下的中國，生產力很低。設計行業也就沒有什么條件發展。”到90年代，國家經濟發展上了軌道，設計行業也有了需求，大專院校才開始大規模培養設計人才，“那時候才開始引進包豪斯”。而那時包豪斯已經成為國外設計界心目中需要超越的經典。

　　根據潘公凱的統計，現在中國2000所高校，有1000所左右設有設計專業，每個學校的設計專業有2000到3000人。但是人才規模的擴大并不代表實力的增強，“在制造業生產鏈條當中，中國占的是中間最低的一段，不占研發也不占品牌推廣，中國的設計仍然處在初級階段。”中國設計經常面對著使用西方語匯就被視作抄襲，而使用東方傳統語匯則被視作賣弄中國概念的困境，創新力不足更是讓人們對中國設計常常失望。

　　而在世紀壇的設計特展當中，一邊是“十二·間”的生活概念設計展，中國設計師頂尖的水準在這里呈現，另外一邊則是“國際工業設計精品展”。相比之下，世界設計大師們的作品還是能夠讓人們看到中國設計的不足之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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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現實與傳統之間的對話

　　盡管仍然處在初級階段，還是不斷有中國設計師在國際上嶄露頭角，最近幾年得到“紅點獎”等等國際設計大獎的設計師大有人在。“我們自己也設立了‘紅星設計獎’，推動中國設計的發展。”但在潘公凱看來，這還不夠。

　　對于那些在國際上不斷斬獲獎項的設計師，如何與傳統對話，究竟要不要大量使用傳統語匯，還是一個問題。曾經獲得“紅點獎”的設計師賈偉，這次帶到設計大會特展“十二·間——中國生活設計概念展”的，是他的“上上簽”系列。這個系列中有香座、茶桌、牙簽盒還有名片盒。“我的概念來自于中國的‘上上’，好像‘坐，上坐，請上坐’，還有以前文物出土，極品文物上會貼一個條‘上上’。我把這樣的概念用到這些器物里，能體現出中國人的為人處世的方式。”

　　“我是主張大家要一擁而上地使用中國符號的。”他話音堅定，“大家都用，看誰用得更好，斗個你死我活，野蠻生長，這樣好的風格自然就出來了。”設計了“雷鋒鞋”的新銳設計師左智越，對中國傳統也有很深厚的感情，“中國的很多傳統設計其實是四兩撥千斤，好比旗袍，大家都知道穿的時候要挺胸才好看，那旗袍就把領子做成高領子，胸膛自然就挺起來了。我們骨子里的思維還是中國式的，只要細節設計得好，中國人對這些設計就會有歸屬感。”

　　奧運會“祥云”火炬的設計師之一李鳳朗的看法則與賈偉和左智越不同。“我很恐怖談傳統，我也做了十幾年設計了，仍然不知道什么是風格。中國有符號性的東西，但是一股腦上，盲目地去做，就有匠人的感覺了。我認為還是需要深入到更本質的角度，看你到底需要什么，用更多認知的成熟的經驗去解決生活中的新問題，而不是拿老經驗去套用。”

　　在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工業設計系副教授石振宇看來，在傳統之外，設計師還應該立足于現實。大規模的設計專業擴展，是在高校還沒有準備好的情況下進行的。“大學缺乏關于人文道德的教育。如果一個設計師連該怎么生活都不知道，怎么能做好設計？”他對突破中國設計的困境的建議是，讓設計師們走出校園的象牙塔，“社會和學校一起培養出來的設計師，才是真正好的設計師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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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好的設計會讓人有一種反省能力”

荷蘭設計大師揚·凡·圖溫認為：“很多國際大公司事實上控制了我們的生活，他們想要的設計就是幫助人們買更多他們的東西，更少地讓人思考。”
 
[ 我們都說設計讓生活變得更好，你要注意，“好”這個詞，是一個價值判斷 這個“好”，指的是那些推銷產品的公司眼中的好，還是消費者眼中的好，還是設計師心目中的好。這樣的價值判斷很重要。我認為對于設計師來說，還是應該更多地考慮大眾的福祉 ]

　　荷蘭設計大師揚·凡·圖溫（Jan van Toorn）是世界設計大會開幕當天的四位主題演講嘉賓之一。演講開始之前，他接受了CBN的獨家專訪。他在設計界有著崇高的威望，上世紀60年代以來的北歐設計理念深受他的影響，設計了央視大樓的庫哈斯和其他的北歐設計師都從他那里獲益良多。除了做自由設計師，他也在荷蘭以及海外院校教授視覺傳達設計課程，其中包括阿姆斯特丹里特維爾特學院、埃因霍溫科技大學以及阿姆斯特丹帝國學院。他對于設計和設計教育的看法，也許對當下正待騰飛的中國設計，是有益的參考。

　　CBN：你認為一個設計師最重要的才能應該是什么？

　　圖溫：本質上來說，設計是一種溝通與交流，與戲劇導演類似。而且在我看來，設計應該有教化的作用，與之類似的戲劇，是布萊希特的“史詩劇”（Epic Theatre）。也就是說，設計的溝通不光是傳遞價值，而且還需要人們對于被傳遞的價值進行思考。就像布萊希特的“史詩劇”概念所說的那樣，讓觀者時刻保持一種清醒。所以設計師最重要的才能應該是具備溝通能力，這種溝通能力不是單純的灌輸，而是讓受眾有一種反省的能力。

　　CBN：但是設計師的責任不就是要讓受眾接受他所傳遞的東西嗎？

　　圖溫：但我不這樣認為。很多國際大公司事實上控制了我們的生活，他們想要的設計就是幫助人們買更多他們的東西，更少地思考。但說到底，這樣的方式是否就是對的？我們都說設計讓生活變得更好，你要注意，“好”這個詞，是一個價值判斷。這個“好”，指的是那些推銷產品的公司眼中的好，還是消費者眼中的好，還是設計師心目中的好。這樣的價值判斷很重要。我認為對于設計師來說，還是應該更多地考慮大眾的福祉。設計師們應該重新考慮自己的社會責任感，認識到我們的工作可能會對大眾的想象力起到限制的副作用。

　　CBN：在你看來，一個比較好的設計是什么樣的呢？

　　圖溫：我舉一個例子吧，比如庫哈斯思考的是，怎么建立一種開放式的辦公室。他在鹿特丹1989年所建的建筑物，一個圖書館，這個建筑是我很喜歡的。庫哈斯希望將這個圖書館變為各種記憶的集合，包括計算機、圖書等等各個方面的一種集合。通過開放式的設計以及抽象化，建筑物當中出現一些空白的區間，可以充分地利用來作為參觀、會議中心、電影院等等。庫哈斯的目標，是讓建筑物能夠真正為公眾服務，而不只是修一個公眾的建筑物。他們通過那個圖書館，重新定義了人類的活動和公眾之間的關系，以及和城市三者之間的關系，這當然是一個非常成功的設計。

　　CBN：你在富有悠久傳統的荷蘭揚·凡·艾克學院任院長期間，讓這里成為了一所傳奇性的學院，能否談談你的經驗？

　　圖溫：我在那里工作了7年，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記憶。當時我所采取的方式，是讓這個學院的研究生院只剩下三個方向，也就是藝術、設計和理論。這三個方向的學生加起來只有45個人，他們可以得到老師非常深入的指導。學生們可以在各個不同的方向之間自由地選課，所以學設計的學生也可以去學習如何做一個導演，學繪畫或者雕塑的學生去研究理論也沒有問題，學理論的學生后來從事設計實踐工作的也不少。后來事實證明，我所做的改變取得了成功。

　　CBN：對于設計師的教育，不可缺少的是什么？

　　圖溫：理想主義永遠不過時，對于設計師來說尤其如此。我認為設計師最不能缺少的是精英的人文教育，他們需要首先是一個知識分子，然后再做一個設計師。他們的所有知識和見解，都會成為他們設計的文脈，最終塑造他們的風格。此外實用性的教育也不可缺少，設計師需要學習如何與人溝通，如何使用各種技術表達自己和別人的想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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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無設計，無未來

　　[ 聽過諸多頂級設計師的闡述之后，也許會對“設計改變生活”這句話有更深的理解。這句話不但關乎生產力和創造力的提升，也關乎人們的未來 ]

　　“設計是生活的一部分”、“設計的本質是要解決問題”、“設計就是生產力”……這些話，在這個星期的北京，不斷回蕩在“世界設計大會”（Icograda）的各個活動現場上。大會被稱作“設計界的奧林匹克”，1500多名世界知名設計師齊聚北京。他們提出的這些想法，都正在變成某種常識，讓更多的人接受。設計，從微小用具到高樓大廈，從海報書籍到衣服鞋帽，更不用說各種高科技產品，所有這些都在改變著我們的生活。

　　聽過諸多國際頂級設計師的闡述之后，也許會對“設計改變生活”這句話有更深的理解。這句話不但關乎生產力和創造力的提升，也關乎人們的未來。而各種對于設計本身的考量，因此也就變得和未來休戚相關了起來。

　　設計將給人們帶來福祉

　　“英國現在是人們公認的設計之國，這和150年來英國政府制定的發展創意的決策分不開。”大衛·凱斯特（David Kaster）是英國設計委員會的前主席，在他看來，設計不僅僅能夠幫助大公司賣出更多的產品。“當然一個既好用又有好的外觀的產品，肯定會幫助銷售。但是設計還不僅于此，偉大的設計將給人們帶來福祉。”他認為歷史上這類設計并不缺乏，而現在也有很多設計師，在投身于給人類帶來更大幸福的設計。“我們最近在做一個合理節水的設計，這個設計對于世界很有意義。”

　　他印象更深的，是與英國醫療服務合作的一項叫做“Design Bug Out”的項目，“以前設計師工作的模式，都是設計師接受客戶的要求。但我們的項目則是從一開始，設計師就參與，與病患、護士等等各方面的人一起參與合作。”在英國醫院里最大的問題之一是交叉感染，“尤其是金黃色葡萄球菌，每年會造成9000人死亡，我們的目標就是要減少這些感染，保護更多人的生命。”他們的設計很簡單，并沒有對醫院做大興土木的改建，只是改進了醫院常用的椅子，“加上了磁性的

　　材料，修改了椅子的結構，更容易拆裝，讓椅子更容易清潔，這樣的設計可以把護士解放出來，減少時間也減少感染。”

　　在他看來，這樣的方式得到的是多贏的局面，“這種模式當中，設計師的知識產權得到保護，生產企業很快因為成功的范例而接到全球訂單。這種模式也可以應用到比如節水節能方面。”他滿懷樂觀地認為，這樣的設計推廣開來，不僅對中國，對全世界都是重大的利好消息。在所有這些點點滴滴的設計修正和創新的背后，是國家實力的提升，“好的設計最后的一個條件，是要有很好的公民。”人們的生活習慣通過設計師們的作品，而得到細節上的修正，在他看來，能夠慢慢地讓世界變得更好。

　　設計改變人們交流的方式

　　對于設計理論家王受之來說，2008年最為激動人心的設計，是美國設計師索爾·森德（Sol Sender）的團隊為奧巴馬的競選所作的整體形象設計。“如果要說有什么設計改變了世界，我覺得他們的設計差不多可以夠格了。”王受之半開玩笑半是認真地評價道。現在他們所設計的奧巴馬競選Logo早已深入了美國人心，“今年萬圣節的南瓜燈最流行的圖案就是這個Logo，還有網站專門指導人們如何在南瓜燈上雕刻這樣的圖案。”“我們并不僅僅限于競選期間使用這個Logo，針對不同的時期和具體事件，我們有各種不同的變體。”森德說道。現在剛剛出爐的，是呼吁人們支持奧巴馬醫療政府改革方案的Logo。  

　　作為一個非商業用途的形象設計，森德很希望看到人們對這個形象有各種自己愛好的發揮。“我們有小朋友版本的，還有人們自己做的硬糖版本的。對這個logo，我們并不那么強調知識產權，重要的是人們用這個logo找到了和自己一樣，想要一個變革的未來的人們。”凱斯特認為，這正體現了新時代設計的新意義，“設計改變人們交流的方式。人們自己也有改善自己生活的需求，設計師們應該主動地與人們交流，不要停留在自己的世界里”。  

　　在美國伊利諾伊理工大學設計學院院長派特里克·惠特尼（Patrick Whitney）看來，與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的大工業時代不同，現在人們面臨眾多的選擇，“我們生活在一個不確定的時代。”“設計一樣受到很多新的挑戰，摩托羅拉公司的總裁曾經跟我說過，以前他知道自己能生產什么樣的手機，而現在由于技術的發展，任何一種手機都有可能被制造出來，但他卻不知道最終究竟是哪一種會投入生產。”

　　惠特尼對設計的未來充滿了沉思，“設計是隨著社會和技術的發展而變化的，問題是現在我們究竟想要一個什么樣的社會？未來生活的結構是怎么樣的？”他認為設計師們從現在就應該考慮這些問題。設計師們必須擺脫過去那種“來料加工”的模式，主動地加入到凱斯特所謂的“開放式設計”當中。

　　不過，荷蘭設計大師揚·凡·圖溫（Jan van Toorn）對“設計改變未來”的說法則有自己的保留意見，“我認為對這樣的樂觀主義，需要審慎對待。因為設計師始終還是要受到大公司的控制，他們還是會成為商業世界當中的一個鏈條，幫助生產出一些人們不加反思而接受的垃圾。”